1926年立陶宛政变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与他的政党是1926年政变的主要受益者。

1926年立陶宛政变（立陶宛语：1926-ųjų perversmas）是立陶宛的一场军事政变，最终由安塔纳斯·斯梅托纳领导的保守、威权政府取代原本的民选政府。这场政变发生于1926年12月17日，主要由立陶宛军方发动；斯梅托纳在政变中扮演的角色仍有争议。当时立陶宛最保守的政党，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因此次政变而取得政权，在此之前，它只是一个新成立、无足轻重的民族主义政党。1926年时，该党党员约2,000人，仅握有3席国会议员席次。政变发生时，立陶宛国会的最大党派为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它和军方合作、为政变合法性背书，但未接受任何政府要职，并在1927年5月撤回对政变的支持。最后立陶宛军方将政权移交给斯梅托纳领导的文人政府，不再介入立陶宛政治运作。

背景

参见：立陶宛独立战争和波兰-立陶宛战争

立陶宛曾在1795年时并入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被德意志帝国占领，并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独立。独立后两年，立陶宛独立战争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国际社会迟迟不愿承认这个新国家，政府机关也无法组成。刚成立不久的立陶宛军队，旋即得和布尔什维克、西俄罗斯志愿军与波兰等敌军作战。1920年10月，波兰占领立陶宛的历史首都与现代首都维尔纽斯及周边地区，此一军事行动导致两国关系在战间期中持续紧绷，立陶宛政府也因此迁都第二大城市考那斯。

1920年4月，立陶宛举办选举，成立立陶宛制宪大会，并于1922年8月通过《立陶宛宪法》。1922年10月，立陶宛举办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当时最大的宪法争议是总统的角色定位，最后由一院制的立陶宛国会掌握政府主要权力。国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总统由国会议员选出，任期三年，得连任一次；并经国会授权任命总理，总理再组成内阁。事实证明，以国会为基础的政体并不稳定：1918年11月至1926年12月之间，立陶宛政府就重组了11次内阁。

1926年立陶宛政变发生时的主要政治人物，在独立战争期间及建国初期都很活跃。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在1919年4月至1920年6月间就任立陶宛第一任总统；任期结束后则不再参与主要政治活动，但仍时常批评时政，并因此在1923年短暂入狱。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在1918年代表立陶宛参与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其后担任立陶宛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务。他在1920年时辞去政府职务，但仍继续写作、批评时政，也因此被判处短期有期徒刑。 卡齐斯·格里纽斯曾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遣返委员会主席，之后并任职于第六届立陶宛内阁、担任第一届及第二届立陶宛国会议长。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曾在1918年至1919年间出任立陶宛总理，1920年时协助监督立陶宛军队组织，1922年至1926年间则被选为第二届国会议员。

1926年国会选举

1926年立陶宛国会选举结果
政党	席位数
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	30
立陶宛人民农民联盟	22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15
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	3
农民党	2
少数族群（德裔、犹太人、波兰裔）	13
总计	85

1926年5月8日至5月12日，立陶宛举办第三届国会议员选举。以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阵营，自1920年以来都是立陶宛国会的最大派系，却在本次选举首度未拿下多数席次。该党强烈支持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但因该党成员卷入财务丑闻而失去民心：尤萨斯·普里卡斯利用其派驻于莫斯科的外交特权从事古柯碱及糖精交易；埃利沙·德劳尔戈和佩特拉斯·乔西乌卡斯从德国购买廉价、低品质的烟熏猪油，而未向立陶宛农民购买；财政部长维托塔斯·佩特鲁利斯将大笔国家公款转入个人银行账户。该党面对经济危机采取的政策，则被认为是一场失败。

此外，波兰与圣座议定《1925年宗教协定》，单方面承认维尔纽斯是波兰的一个教省，无视立陶宛要求教宗直接管辖维尔纽斯教区，而增添更多紧张局势。尽管这一措施在传统上并非梵蒂冈的政策，仍遭致立陶宛人民的强烈反对。此一协定等同教宗承认波兰拥有维尔纽斯的主权，连带让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失去社会威望。立陶宛随后便和圣座断绝外交关系。1926年4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再度不顾立陶宛人民的请求，片面决定重组立陶宛境内的教省，双方关系未见改善。

立陶宛人民农民联盟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对抗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势力的左翼联盟，但单凭两者结盟无法达到多数，于是该联盟吸纳少数族群代表，如克莱佩达地区的德国裔、波兰裔与犹太人。1926年6月7日，卡齐斯·格里纽斯就任立陶宛第三任总统，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为总理，两人都是人民农民联盟的党员。

成因

1926年立陶宛政变的成因仍有争议。当时立陶宛国内局势无疑是混乱的；历史学家指出，1920年代欧洲的某些先例可能有所影响，包括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的“向罗马进军”和1926年5月由约瑟夫·毕苏斯基发动的波兰五月政变。其他历史学家则指出当时欧洲的普遍趋势，导致1930年末期几乎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政府或多或少都不民主。不成熟的民主表现为不愿意妥协，政府的频繁更迭造成长期的危机感。历史学家也谈到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夸大恐惧，以及缺乏一个稳定、能兼顾右派与左派的中央政府；这些政党互相指责对方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根据历史学家阿纳托·李文的说法，斯梅托纳和沃尔德马拉斯将自己视为立陶宛独立运动中，遭受剥削的真正英雄，他们对“以民主方式重新掌权”一事感到失望。

1926年5月选举结束后，格里纽斯－斯莱热维丘斯政权解除了实施于考那斯及其他地区的戒严令，恢复民主自由，并广大赦免政治犯，立陶宛第一次真正实现民主。然而，此一变化并未获得普遍认可。许多获释的囚犯是共产党员，他们很快地利用新的言论自由环境，于6月13日在考那斯组织了一场约400人参与的抗议活动，但被驱散。新政府的其他反对派则利用这次抗议活动作为公开抨击政府的机会，指责新政府允许非法组织（立陶宛共产党仍持续遭到取缔）继续自由活动。尽管共产党该次活动只是地方性事件，却被认为是对立陶宛及其军队的重大威胁，而新政府则被认为无力应对共产党的威胁。

当立陶宛于1926年9月28日签署《苏联－立陶宛互不侵犯条约》，又有人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指控。该条约由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下的前政府所构思，但该党人士却投票反对该条约，而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则坚决拥护该条约。这份条约招致强烈批评，因为苏联以承认立陶宛拥有维尔纽斯地区的主权为条件，换取立陶宛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该条约规定立陶宛不得与其他国家结盟。苏联当时并非国际联盟成员国，英国和法国正在东欧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而波罗的海国家则正在考虑组成自己的联盟。同年11月21日，警察强行驱散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学生示威行动。大约600名立陶宛学生群聚在一个由立陶宛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附近，警方担心这两群人发生武装冲突，因此进行干预，试图阻止学生示威行动。该次事件造成7名警察受伤，13名学生被捕。为了合法推翻格里纽斯－斯莱热维丘斯政权，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提议就该次事件，在国会中提出不信任动议，但遭否决。

当新政府为了寻求少数族群支持，允许在立陶宛境内开设80多所波兰学校时，又再度引起大众强烈不满，因为波兰政府当时正在关闭有重大领土争议的维尔纽斯地区中的立陶宛学校。此外，新政府提出1927年政府预算案时，与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发生直接冲突：这份预算案减少了神职人员的工资与对天主教学校的补助款。而新政府的军事改革计划则被揭露，政府其实是要草率进行裁员，进一步引发争议。大约200名保守派军官被汰除，军方开始策划政变。

策划

立陶宛总统卡齐斯·格里纽斯在他60岁生日当天被军方罢黜。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与1926年立陶宛政变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中仍有相当大的争议。1931年，已遭罢黜且被迫流亡的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写道，斯梅托纳自1925年起开始策划政变。立陶宛历史学家泽诺纳斯·布特库斯则断言，斯梅托纳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政变的构想。然而，这个时间范围具有争议，因为立陶宛军方直到1926年秋季才开始行动。斯梅托纳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梅克尔认为，斯梅托纳知道有政变，但他既没有促成政变，也没有组织政变。政变前，斯梅托纳一直是《立陶宛人》报纸的编辑，该报的立场在1926年11月底开始转变，这被视为“斯梅托纳到1926年11月底才得知政变”一事的证据。在1926年11月25日之前，该报对新政府和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都抱持批评态度；然而，在11月25日这一天，《立陶宛人》刊登了几篇关于11月21日学生示威活动的文章，以及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立陶宛的威胁〉（Bolshevism's Threat to Lithuania）的文章；后面这篇文章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威胁，而新政府无能应对。也是从这一天起，该报不再批评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

1926年9月20日，以安塔纳斯·马丘伊卡上尉为首的5位立陶宛军官组成一个委员会，弗拉达斯·纳盖维丘斯与乔纳斯·布洛塔两位将军也在其中。大约一个月后，另一个组织，即所谓“革命总司令部”（立陶宛语：revoliucinis generalinis štabas）也跟着成立。这两个组织密切协调合作。到了12月12日时，军方已策划了详细的行动计划，调查政变即将发生的地区，并通知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与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政变计划的传闻也传入执政联盟中的社会民主党，但该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政变发生前，“波兰军队在维尔纽斯地区展开行动”的假消息被传播开来，目的是诱使可能反对政变的部队向维尔纽斯地区移动。

政变过程

政变后，在立陶宛首都考那斯分发的一本小册子。发动政变者宣布戒严令，并命令国民继续从事日常工作。这本小册子由“临时战争政府”签署分发。

1926年12月16日深夜，苏联领事向立陶宛总理斯莱热维丘斯通报隔日晚上可能发生的政变计划，但总理并未重视此一警告。政变于1926年12月17日晚上开始。当时立陶宛首都考那斯正在举办立陶宛总统卡齐斯·格里纽斯的60岁生日庆祝活动，许多中央政府官员都有参加。此时立陶宛议会尚未通过拟删减军事及教会相关支出的1927年预算案。当晚，立陶宛军方占领中央的军事及政府办公室，并逮捕中央政府官员。为格里纽斯－斯莱热维丘政权拟定军事改革计划的卡齐斯·斯基尔帕上校试图召集军队抵抗政变，但很快就被制伏、逮捕。国会被军方驱散，格里纽斯总统则被软禁。波维拉斯·普莱查维丘斯上校获释（他因殴打另一名军官而被判处20天拘役），并被宣布为立陶宛的独裁者。当天稍晚，普莱查维丘斯上校要求斯梅托纳担任立陶宛的新总统，使整体局势正常化。军方极力创造这样的印象：政变完全是由军方策划、发动，斯梅托纳完全没有参与，他只是受邀加入政变，充任“国家的救世主”。斯莱热维丘斯总理辞职，格里纽斯总统任命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为新任总理。

斯梅托纳和沃尔德马拉斯都代表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邀请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加入政变、组建新政府，以恢复新政府相当程度的宪法合法性。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对自己的威信感到担忧。该党将目光放在未来，认为他们可以轻松赢得任何一场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并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合法重获政权，同时避免与政变有所连结。根据这个策略，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同意让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人士接管政府要职。

格里纽斯总统起初拒绝辞职，但最后被说服了，因为波兰入侵危机迫在眉睫，而斯梅托纳已宣誓维护宪法。12月19日，立陶宛国会中的42名议员召开会议（立陶宛农民人民联盟及社会民主党籍议员皆未参与），选举亚历山大·斯图尔金斯基为新任国会议长。斯图尔金斯基在斯托梅纳当选为新任立陶宛总统前几个小时内是正式的立陶宛国家元首（38名议员投票赞成、2人反对、2人弃权）。国会还通过了沃尔德马拉斯内阁的信任动议，以遵守宪法程序。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还获得其他政府要职，安塔纳斯·梅尔基斯出任国防部长，伊格纳斯·穆斯泰基斯出任内政部长。

后果

对于为何发动政变，立陶宛军方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的行动阻止了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变，据称该政变将于1926年12月20日发生。军方发动政变后，颁布戒严令，逮捕了350名共产党员，其中4名领袖于12月27日被处决（分别是：卡洛斯·波泽拉、尤札斯·格雷芬贝格尔斯、卡齐斯·吉德利斯、拉普拉斯·查尔纳斯）。这对立陶宛共产党来说是重大打击，该党一度不再活跃。然而，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立陶宛共产党曾策划过任何政变。其他政党及组织则未受到伤害。立陶宛军方宣称，除了这4名立陶宛共产党领袖外，没有任何与政变有关的伤亡。但有其他讯息来源指出文卡斯·约努斯卡（Vincas Jonuška）上尉在政变中被立陶宛总统府侍卫射杀，撑了一天后死在医院里。

事实证明，新政权取得国际承认并不困难。第三届立陶宛国会于1926年9月批准《苏联－立陶宛互不侵犯条约》时，西方列强对此并不满意，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立陶宛外交政策优先顺位的政权。因此，政变发生后，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晨报》、美国《纽约时报》都写道，此次政变有望遏止立陶宛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让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政变的反民主、违宪疑虑则未被强调。西方媒体平静地报导此一新闻，或将其评价为立陶宛反共主义斗争的正面进展。当时的国际外交舆论认为，强大的专制领导者将稳定立陶宛内政，立陶宛共和国即便是在建国初期都未曾拥有真正的民主，许多基本的自由权都在戒严令下受到限制。

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以为政变只是短暂的过渡时期，要求举办国会改选，但被斯梅托纳拖延。他预测自己的政党不会受到人民欢迎，他也将无法再次当选为总统。因此，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讨论要修改宪法，扩大行政部门的权力，并限缩国会的权力。1927年4月，一群立陶宛农民人民联盟党人试图组织政变，以“捍卫宪法”；但政变计划被揭发，反叛者也遭逮捕，其中包括国会议员裘扎斯·帕尤基斯。1927年4月12日，国会声明谴责该次逮捕行动，认为这侵犯了国会议员的豁免特权，并对沃尔德马拉斯内阁提出不信任动议。斯梅托纳则动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解散了国会。此后，立陶宛超过2个月没有举办国会选举，违背宪法规定。4月，持续呼吁举办国会选举的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报纸被查禁。5月2日，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他们认为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单靠自己无法维系政权。结果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在这场和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政争中占了上风，掌握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权。

1926年立陶宛政变是立陶宛在战间期的重大事件，斯梅托纳的独裁统治持续了14年。1935年，斯梅托纳政权取缔所有其他政党的活动。这场政变对立陶宛人来说仍是个棘手的历史问题，因为日后苏联占领立陶宛时，声称此举是将立陶宛自法西斯主义中解放；但《大英百科全书》则将斯梅托纳政权描述为专制、民族主义政权，而非法西斯政权。而拥护这场政变的人则宣称，这场政变纠正了当时太过极端的议会民主制度，考虑到立陶宛不成熟的政治体制，发动政变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