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
《延安日記》是蘇聯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原姓弗拉索夫）寫的一本紀實書籍，作者當時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身份，進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駐地。該書記錄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間，作者從個人視角記錄了在延安的見聞、感想。弗拉基米洛夫死後，該日記經其子弗拉索夫（V. P. Vlasov）編撰後於1973年在蘇聯以《中國特區：1942－1945》（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1942—1945）為題名，由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1975年美國紐約雙日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譯本《弗拉基米洛夫日記》（The Vladimirov diaries）。[1]
1976年，台灣國聯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由周新根據英文本翻譯而成，名為《延安日記》。1980年，中國大陸北京現代史資料編刊社根據英譯本由呂文鏡、吳名祺、唐秀蘭、石菊英等翻譯，內部出版了中文版《延安日記》。2004年3月又由東方出版社作為「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出版，封面上註明「內部發行，僅供研究」（即內部書形式），英文版中的照片都沒有收錄。
該書記錄了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況，記錄了延安整風、中共七大部分情況，披露了當時中共與蘇共、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之間的交往情況，也披露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政治立場及在根據地種植鴉片販賣以換取經費的情況，以及中共領導人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在抗日戰爭期間如何秘密保持直接聯繫。[2][3]
評論
有評論認為《延安日記》是前蘇聯政治需要的產物，並非弗拉基米洛夫當年著述，其真實性和嚴肅性都值得懷疑。[4]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尤里·弗拉索夫也承認《延安日記》是中蘇交惡（特別是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官方為了政治需要而撰寫的。蘇聯方面根據弗拉基米洛夫從延安發回莫斯科的電報以及蘇聯方面的其他情報編寫了本書，部分內容涉嫌杜撰。[5][6]
有論者則認為《延安日記》中提到有關中共於延安種植鴉片的情況在其他文獻也有提及過。包括張國燾的《我的回憶》[7]。另外曉劍所著《滄桑》一書也因涉及了延安時期共產黨種植鴉片而被禁。[8]
還有論者認為《延安日記》中提到的中共與日軍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聯繫，由新四軍組織部長曾山負責。文革時曾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此事在被內務部「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知道，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曾山說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由時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聯絡員的孫宇亭經由汪東興、謝富治批准，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查到有關電報四份，包括曾山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都有親筆簽字，証實了新四軍與日軍接觸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孫宇亭後來因此被批為「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孫的領導嚴佑民1968年3月因此被關進秦城監獄。[9]
參考文獻
- ^ Petr Parfenovich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Doubleday. 1975 [2021-09-28]. ISBN 978-0-385-00928-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02）.
- ^ 毛澤東在延安. 開放雜誌. 2013-06-06 [2014-03-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18）.
- ^ 辛明. 毛澤東的「肖像畫」. 黃花崗雜誌.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12）.
|issue=被忽略 (幫助) - ^ 高向遠 ，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記》，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 Vlasov, Yury. The Story of My Father. Far Eastern Affairs. 1991, (1): 189–207.
- ^ 迪特·海茵茨希. 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新華出版社. : 29-36.
- ^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
- ^ "八大禁書" 2006-01-22，刊於香港明報
- ^ 丁東. “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文史參考. 2013年5月15日 [2014年3月11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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