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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文明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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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文明
社會與文化
歷史
前古典時代（英語：Preclassic Maya）
古典期瑪雅文明的衰落
西班牙征服（英語：Spanish conquest of the Maya）

依照中部美洲編年法，瑪雅文明歷史被劃分為三個時期：前古典期、古典期和後古典期[1]。在此之前的時期稱為遠古期，最早的定居村落和農業進展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2]。現代學者認為這種三分法較為隨意，並不強調瑪雅文化的盛衰表徵[3]。各個時期間的界限也並不明晰，取決於研究者的界定，不同的分界點間可相差達一個世紀[4]。前古典期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開始，持續到250年；隨後是古典期，從250年持續至約950年；接着是後古典期，開始於950年，到16世紀中期結束[5]。各時期具體細分如下：

瑪雅歷史年表[5]
時期 細分 年份
遠古期 前8000年 – 2000年 [6]
前古典期 早期前古典期 前2000年 – 1000年
中期前古典期 早期中前古典期 前1000年 – 600年
晚期中前古典期 前600年 – 350年
晚期前古典期 早期晚前古典期 前350年 – 1年
晚期晚前古典期 前1年 – 公元159年
終端前古典期 159年 – 250年
古典期 早期古典期 250年 – 550年
晚期古典期 550年 – 830年
終端古典期 830年 – 950年
後古典期 早期後古典期 950年 – 1200年
晚期後古典期 1200年 – 1539年
接觸期 1511年–1697年[7]

前古典期

主條目：前古典期瑪雅文明（英語：Preclassic Maya）
塔卡利克-阿巴赫遺址的5號結構，建於前古典期中期[8]

瑪雅人在前古典期（前2000年至公元250年）創造了其文明的最早雛形[9]。前古典期的確切開始時間仍處在學界的爭論當中，曾有學者以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出奎略遺址的最早人類活動時間在前2600年[10]，而太平洋海岸的索科努斯科地區出現最早定居者的時間則是在前1800年左右，那時瑪雅人已經開始耕種粟米、豆類、南瓜和辣椒等主要作物[11]。瑪雅人在這一時期走向定居生活，同時習得製作陶器及黏土雕塑，是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12]。

到前古典期中期，小型的瑪雅村落逐漸發展為城市[13]。到公元前500年，這些城市已經建有大型的神廟建築，以灰泥精心粉飾，供奉瑪雅神話諸神[14]。今危地馬拉貝登地區的納克貝（英語：Nakbe）是瑪雅低地最早有詳盡記載的城市[15]，其大型建築的建成時期可追溯至前750年[13]。納克貝人已經開始建造大型的磚石紀念建築、堤道以及帶有銘文的紀念碑，這些都是後來瑪雅低地城市主要的建築特點[15]。在這一時期，瑪雅人亦廣泛定居於北方的尤卡坦低地[16]。到前400年左右，前古典期中期臨近末尾，早期的瑪雅統治者開始建造紀念石碑，用以彰顯其功績、證明其統治權[17]。

2005年，考古學家在危地馬拉貝登地區的聖巴爾托洛遺址（英語：San Bartolo (Maya site)）發現了一些寫有發達文字的前3世紀壁畫遺骸，直接將瑪雅文字的起源回推了數百年，表明瑪雅人在前古典期就已經發展出完善的書寫系統[18]。到前古典期晚期，米拉多爾城（英語：El Mirador）獲得了長足發展，已涵蓋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19]，建有可追溯至公元前150年左右的大型三重金字塔（英語：triadic pyramid）建築群，鋪設了平坦的道路，還設有廣場，其上建有紀念碑和祭壇[19]。這一地區之所以能夠較早地吸引大量住民，可能是因為米拉多爾盆地肥沃的沼澤濕地[20]。蒂卡爾是後來的古典期的重要城市——早在前350年，蒂卡爾也已是地位重大的城市，儘管規模並不龐大，不能和米拉多爾相比[21]。前古典期晚期的文化繁榮局面在1世紀終結，許多這一時期的大城市陷入荒廢，原因仍然未知[14]。

在高地地區，卡米納爾胡尤（英語：Kaminaljuyu）藉由莫塔瓜河融入了太平洋沿岸地區的貿易網絡，成長為晚期前古典期的主要中心城市[22]。卡米納爾胡尤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控制了向西通向墨西哥灣海岸、向北的高地，以及向南通向太平洋沿岸、特萬特佩克地峽和薩爾瓦多地區的商路，從而掌控了玉石、黑曜石和硃砂等重要資源的貿易[23]。在這個龐大的貿易網中，塔卡利克-阿巴赫和卡米納爾胡尤是兩大貿易中心[24]。帶有瑪雅早期風格的雕塑也隨着貿易網的運轉而流通[25]。塔卡利克-阿巴赫和喬科拉（英語：Chocolá）是太平洋海岸最重要的城市[26]，科姆琴（英語：Komchen）成為北尤卡坦地區的重鎮[27]。

古典期

基里瓜遺址的石碑D，刻畫着卡克·蒂利烏·錢·約帕特國王的面部和頭飾[28]

瑪雅文明的古典期（約250年至900年）基本上可以定義為低地瑪雅人樹立記載有長紀曆日期的石碑的時代[29]。在古典期，瑪雅人的建設工程規模達到巔峰，城市文明發展至全盛，鐫刻紀念碑文的習慣成為典型時代特徵，學術和文化領域亦取得重要成果，以南部低地地區的成就最為顯著[29]。古典期瑪雅世界的政治版圖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和古典時代的希臘類似，主要的政治實體是城邦，城邦間結成複雜的政治聯盟，敵我分明[30]。

瑪雅文明在古典期達到了各個領域的繁榮巔峰[14]。瑪雅人發展出以精耕細作的農業為中心的城市文明，政治上組成了大量獨立的城邦，有些城邦淪為其他城邦的附庸[31]。在古典期早期，遠在墨西哥谷地的特奧蒂瓦坎文明對瑪雅城市有着深刻影響[32]。378年，特奧蒂瓦坎人入侵瑪雅城邦蒂卡爾及鄰近城市，廢黜原君主，扶植親近特奧蒂瓦坎統治的新王朝，給當地政治帶來決定性變化[33]。率領入侵軍的將領西亞赫·卡克（英語：Siyaj Kʼakʼ）於378年初抵達蒂卡爾，根據記載，當時在位的蒂卡爾君主查克·托克·伊查克一世（英語：Chak Tok Ich'aak I）同期死亡，所以他很有可能被特奧蒂瓦坎人推翻，且因此喪命[34]。一年後，西亞赫·卡克扶植亞什·農·阿因一世（英語：Yax Nuun Ahiin I）即位[35]。亞什·農·阿因一世的父親名為 擲矛者貓頭鷹（英語：Spearthrower Owl），這是墨西哥谷地常見的君王名，可能是特奧蒂瓦坎或卡米納爾胡尤的君主[36]。新王朝自此統治蒂卡爾，蒂卡爾城邦也一度成為瑪雅中部低地實力最為強大的城邦，左右當地政治局勢[35]。

蒂卡爾到古典期晚期已經達到了10萬人口的規模[37]。蒂卡爾城邦的最大對手是位於貝登盆地的卡拉克穆爾[38]。蒂卡爾和卡拉克穆爾各自領導着龐大的盟友及屬邦網絡，作為自身的勢力範圍。加入這種主從網絡的小城邦能因而獲得聲望，且和網絡內成員維持友好關係[39]。為爭奪勢力範圍，蒂卡爾和卡拉克穆爾相互爭鬥。在整個古典期內，二者的交鋒互有勝負，一方勝利，敗者便會一度陷入衰落，勝者則進入一段時間的繁榮期[40]。

629年，蒂卡爾君主基尼奇·穆萬·霍爾二世（K'inich Muwaan Jol II）派子嗣巴拉赫·錢·卡維爾（英語：B'alaj Chan K'awiil）前往距卡拉克穆爾不遠的佩泰斯巴通湖（英語：Petexbatún Lake）一帶，在當地建立多斯皮拉斯（英語：Dos Pilas）城邦，顯然將之作為和卡拉克穆爾相對抗的前哨[41]。多斯皮拉斯使用蒂卡爾的象形文字作為自己的標誌，以彰顯其淵源[42]。在隨後的二十年內，巴拉赫·錢·卡維爾作為蒂卡爾統治家族的一員，在此和卡拉克穆爾人展開長期戰鬥。648年，卡拉克穆爾君主尤克諾姆·琴二世（英語：Yuknoom Ch'een II）攻陷多斯皮拉斯，俘獲了巴拉赫·錢·卡維爾；蒂卡爾的君主也在同一時期喪命。尤克諾姆·琴二世將巴拉赫·錢·卡維爾釋放，迫使其改弦易轍，轉而忠於卡拉克穆爾[43]。巴拉赫·錢·卡維爾又變成了卡拉克穆爾的忠實盟友、蒂卡爾的死敵，這對於一位出身蒂卡爾王族的君王來說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背叛行為[44]。

卡拉克穆爾是古典期的重要城邦之一

科潘是古典期東南部最為重要的城邦[38]，其統治王朝由基尼奇·亞什·庫克·莫於426年創立，亦同貝登盆地中部地區的城邦及特奧蒂瓦坎文明有着密切聯繫[45]。科潘在瓦沙克拉洪·烏巴·卡維爾統治期間（695年－738年）步入文化和藝術發展的全盛期[46]。其統治被科潘的屬邦基里瓜的統治者卡克·蒂利烏·錢·約帕特推翻[47]，他本人被帶到基里瓜，並遭斬首[48]。由於科潘是蒂卡爾的強大盟友，基里瓜的入侵行為或許得到了卡拉克穆爾的支持[49]。帕倫克和亞斯奇蘭位於烏蘇馬辛塔河流域，是當地的兩個重要城邦[38]。在高地地區，危地馬拉谷地的卡米納爾胡尤自300年起一直處於蓬勃發展之中[50]；科巴則是瑪雅世界北部的重鎮[51]。

不同瑪雅城邦的中心城區規模相差很大，這和這一城邦下屬的附庸數目有關[52]。一個僕從眾多的強大城邦能夠管轄更多的勞力，同時也能掌控更多的貿易收入和貢品[53]。瑪雅陶器上描繪的最主要的貢品形式有可可豆、布匹（英語：Maya textiles）和毛皮[53]。規模龐大的政治和貿易網絡是古典期瑪雅社會形成的基礎，其長途商路遍佈瑪雅世界，甚至延伸到中部美洲的其他地區[54]。在古典期，地位最為顯赫的城邦都坐落在中部低地，古典期的南部高地和北部低地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可以視為中部低地的外延區。核心地區和外延地區之間的貿易樞紐成為重要的商貿中心[55]。

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紀念建築便是建於城區中心的金字塔神廟和宮殿[56]。在紀念碑上鐫刻象形文字的作法廣泛流行於古典期瑪雅世界[57]，這些碑文記錄了大量的歷史信息，包括君主世系、聯盟關係以及其他的城邦交流史[58]。銘文石碑和低矮的圓形祭壇被視為古典期瑪雅文明的重要標誌[59]。在古典期，幾乎每個中部低地城邦都會在城區中央建造石碑[60]。金石學家大衛·斯圖爾特（英語：David Stuart (Mayanist)）最早提出，瑪雅人將石碑稱為「石樹」（te tun），不過後來他將這一說法修改為「旗石」（lakamtun）[61]。根據斯圖爾特的說法，旗石所指的正是瑪雅城區中央樹立的石碑，亦體現於當時的塗鴉藝術中[62]。樹立石碑的主要目的是讚頌君主[63]。

瑪雅人參與長途貿易，瑪雅人的主要商路從莫塔瓜河出發，延伸至加勒比海、北達尤卡坦半島海岸；另有商路從危地馬拉的貝拉帕斯地區出發，沿着帕西翁河到達商港坎昆（英語：Cancuén），自此向東延伸至伯利茲，向北到達貝登地區，並繼續延伸到墨西哥灣沿岸和尤卡坦半島的西岸[64]。在這一貿易體系中流通的奢侈貨物包括玉石、精美陶器以及格查爾鳥的羽毛[65]。一些更為實用而基礎的貨品包括黑曜石、鹽和可可豆[66]。

古典期大衰落

主條目：古典期瑪雅文明的衰落
奇琴伊察是瑪雅世界北部地區最重要的城市

從9世紀起，古典期處於繁榮的中部低地地區陷入集體衰敗，紀念碑文的記載戛然而止，統治王朝紛紛倒台，大量城邦遭到荒廢，稱為古典期崩潰。其原因至今不明，也仍然沒有任何原因假說得到廣泛認可，但這一衰敗事件很可能由多方原因共同導致，包括人口過剩導致的環境惡化問題，以及戰亂、瘟疫、旱災等[67]。中部低地的人口大量向北遷移[32]，尤卡坦半島北部的城邦奇琴伊察和烏斯馬爾因而崛起[32]，未受到低地地區衰落事件波及而保持繁榮[68]。

有證據表明，當時瑪雅地區的人口已經超越了自然環境承載力所能負擔的臨界值，帶來水土流失、植被退化以及過度捕獵等不良現象。同一時期亦發生了達兩個世紀的漫長旱災[69]。古典期瑪雅文明的社會組織建基於統治者的宗教權威，而非對貿易體系或糧食分配體系的控制。這一社會體系的結構趨於僵化，難以應對種種變動。統治者的行為被傳統儀式禁錮，建設、祭典和戰爭行為都要嚴格依傳統照辦，如此只會令社會的系統性問題不斷惡化[70]。

到9世紀和10世紀，這一統治體系走入末路，在尤卡坦北部，貴族精英的集體領導替代了個人專制；在尤卡坦南部和貝登中部，古典城邦走向集體衰落；在貝登西部和其他地區，城邦大量廢棄，人口集體遷出[71]。在數個世代內，瑪雅世界的中部地帶幾乎全部荒廢[72]。瑪雅地區的南部包括尤卡坦半島南部、恰帕斯地區北部和危地馬拉，以及洪都拉斯的科潘周邊地帶，這些地區經歷了相對迅速而突然的衰敗，當地較大城市的人口從5萬到12萬不等，卻都在50至100年內成為廢城[73]。

8世紀晚期，貝登地區的佩特什巴通（英語：Petexbatún）地區發生了長期的戰亂，使得當地城邦多斯皮拉斯和阿瓜特卡（英語：Aguateca）遭到荒廢[74]。古典城邦的紀念碑文接連中斷。帕倫克、黑石（英語：Piedras Negras (Maya site)）和亞斯奇蘭的最後一個紀念碑建於795年至810年之間；數十年後，卡拉克穆爾、納蘭霍、科潘、卡拉科爾和蒂卡爾都陷入衰亡。最後的長紀曆記載出現在托尼那的石碑上，日期為909年。當地人不再樹立紀念石碑，荒廢的王宮被平民佔據；中部美洲的貿易網絡也就此改道，繞過荒蕪的貝登盆地[75]。

後古典期

扎庫洛（英語：Zaculeu）是危地馬拉高地馬姆人（英語：Mam people）的都城[76]

儘管文明成就和古典期相比有所遜色，瑪雅人的文明在經歷古典期衰落後仍取得延續，進入後古典期（約950年–1539年）。曾經支配貝登地區的強大城邦在10世紀初陷入衰亡，是為古典期衰落的一部分[77]。古典期，南方低地的主要城市衰敗後，瑪雅人主要移居至永久水源附近[78]。古典期瑪雅文明範圍變化的周期律也被打破，後古典期的瑪雅人並不會在先前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定居[73]。瑪雅文明的重心轉移至北方低地和瑪雅高地，這可能和來自南方低地的移民活動有關，因為許多後古典時期的瑪雅族群都擁有移民神話[79]。北部的奇琴伊察在8世紀步入鼎盛，同時南方的低地城邦卻正經歷災難和衰敗，這凸出了古典期衰落的政治和經濟原因[73]。奇琴伊察在當時成為整個瑪雅世界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城邦[80]。奇琴伊察和鄰近的普克（英語：Puuc）城邦在11世紀衰敗，或許代表着古典期衰落的尾聲。奇琴伊察衰敗後，瑪雅文明一度沒有支配性的強權城邦，到12世紀瑪雅潘崛起成為強權，這一局面終於改變。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沿岸出現了新的城邦，新的貿易網絡亦因而形成[81]。

後古典期瑪雅文明和此前古典期相比，發生了較大的城邦分佈變化，這也是後古典期的重要特點之一[82]。危地馬拉谷地曾一度強盛的卡米納爾胡尤銷聲匿跡，其近兩千年歷史在後古典期終結[83]。在高地和太平洋沿岸地區，一些歷史悠久的城市居於暴露地帶，因戰亂而發生遷移。新的城址大多處於山溝環繞的山頂位置，四周建有溝渠和城牆，構成易守難攻的防禦配置[83]。北部的許多城邦也建有防禦用的城牆，包括查克喬布（Chacchob）、奇琴伊察、庫卡（Cuca）、埃克巴拉姆（英語：Ek Balam）、瑪雅潘、穆納（Muna）、圖盧姆、烏斯馬爾和亞舒納（英語：Yaxuna）[84]。庫馬爾卡赫（英語：Q'umarkaj）是後古典期危地馬拉高地的重要城邦之一，是好戰的基切王國（英語：K'iche' kingdom of Q'umarkaj）的都城[82]。後古典時期的瑪雅城邦，北起尤卡坦半島，南至危地馬拉高地，通常由一組精英施行集體統治，但實際上在這一集體中常常會有地位最高的統治角色，其他成員僅擔當顧問[85]。

瑪雅潘是後古典時代尤卡坦半島地區重要的城邦

瑪雅潘在1448年遭到廢棄，表徵和古典期崩潰相似，皆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政治、社會和生態混亂。瑪雅潘衰落後，當地陷入長期的戰亂、瘟疫和自然災害之中，在1511年西班牙人到訪前夕才告一段落[86]。這一時期，瑪雅文明已不存在居支配地位的地區強權，但西班牙探險家仍在海岸地區發現了富庶的城池和繁榮的集市[81]。

在後古典時代晚期，尤卡坦半島分裂為許多分立的政體，他們文化相通，但內部的社會政治組織各異[87]。當地地位最為重大的兩個政體是馬尼（英語：Maní, Yucatán）和索圖塔（英語：Sotuta），兩者很有可能是敵對的關係[88]。在西班牙人到來時，尤卡坦半島北部的城邦包括馬尼、切佩奇（英語：Cehpech）、查坎（英語：Chakan (Maya province)）、阿金切爾（英語：Ah Kin Chel）、庫普爾（英語：Cupul）、奇金切爾（英語：Chikinchel）、埃卡布（英語：Ecab）、韋米爾（英語：Uaymil）、切圖馬爾、科丘阿（英語：Cochuah）、塔塞斯（英語：Tases）、霍卡巴（Hocaba）、索圖塔、錢普通和阿卡蘭（英語：Acalan）[89]。也有許多城邦和民族坐落在尤卡坦半島的南部，涵蓋了貝登盆地、伯利茲及周邊地帶[90]，包括凱哈切人（英語：Kejache）、伊察人（英語：Peten Itza Kingdom）[91]、科沃赫人（英語：Kowoj）[92]、亞拉因人（英語：Yalain）[93]、奇納米塔人（英語：Chinamita）、伊凱切人（Icaiche）、曼切喬爾人（英語：Manche Chʼol）和莫潘人（英語：Mopan people）[94]。使用喬爾語（英語：Chʼolan languages）的拉坎東喬爾人（英語：Lakandon Chʼol）控制了烏蘇馬辛塔河在恰帕斯東部和貝登西南部的支流流域地區[91]。

在西班牙征服的前夕，危地馬拉高地存在多個城邦強權[95]。基切人在此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帝國，領土涵蓋高地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鄰近的太平洋沿岸平原。不過在西班牙人入侵前的數十年內，卡克奇克爾人（英語：Kaqchikel people）崛起，正逐漸蠶食基切人的土地[96]。其他高地民族還包括阿蒂特蘭湖周邊的楚圖希爾人（英語：Tzʼutujil people）、高地西部的馬姆人（英語：Mam people），以及高地東部的波科馬姆人（英語：Poqomam people）[97]。恰帕斯的中央高地分佈有許多瑪雅民族[98]，包括索西人，建有多個不同城邦，以及托霍拉巴爾人（英語：Tojolabal people）[99]。

接觸期和西班牙征服

主條目：西班牙征服瑪雅文明（英語：Spanish conquest of the Maya）、西班牙征服恰帕斯（英語：Spanish conquest of Chiapas）、西班牙征服危地馬拉（英語：Spanish conquest of Guatemala）、西班牙征服貝登（英語：Spanish conquest of Petén）和西班牙征服尤卡坦
描繪西班牙人征服伊希姆切（英語：Iximche）的手抄本繪畫，來自中墨西哥特拉斯卡拉人的手抄本《特拉斯卡拉史（英語：History of Tlaxcala）》

1511年，一艘西班牙帆船於加勒比海遇難，十餘名倖存者在尤卡坦半島的海岸着陸，一位瑪雅領主將這些船員抓獲，並以其充當人祭祭品，僅有兩人逃脫。這一事件開啟接觸期（1511－1697）——西班牙人發現瑪雅文明的蹤跡，並逐步將分散的瑪雅城邦征服，是瑪雅文明史的尾聲。從1517年至1519年，有三支西班牙探險隊在尤卡坦半島展開探索，並和當地的瑪雅人產生多次衝突[100]。

1521年，埃爾南·科爾特斯率眾攻陷阿茲特克文明的都城特諾奇蒂特蘭，控制墨西哥中部。科爾特斯派佩德羅·德·阿爾瓦拉多南下危地馬拉，後者率180名騎兵、300名步兵、4門火炮和數千名同盟的原住民勇士，在1523年抵達索科努斯科[101]。1524年，阿爾瓦拉多的軍隊攻陷了基切人的都城庫馬爾卡赫[102]。卡克奇克爾人很快宣佈與阿爾瓦拉多結盟，阿爾瓦拉多的軍隊得以進駐卡克奇克爾人的都城伊希姆切（英語：Iximche）[103]。入城後，他們向卡克奇克爾人索要大量黃金，雙方關係惡化而兵戈相向，伊希姆切在數月後陷入廢棄[104]。1525年，馬姆人的都城扎庫洛陷落[105]。

隨後自1527年起，法蘭西斯克·德蒙特霍（英語：Francisco de Montejo）和其子小德蒙特霍（英語：Francisco de Montejo the Younger）針對尤卡坦半島的瑪雅城邦發起持續數十年的連番進攻，終於在1546年完全征服半島北部[106]。至此，僅剩貝登盆地的瑪雅城邦未被西班牙人征服[107]。1697年，馬丁·德烏爾蘇阿（英語：Martín de Ursúa）攻陷伊察人都城諾赫貝登，這本是僅存的最後一座瑪雅城邦，至此西班牙人完全瓦解瑪雅人的古典城邦政治，其文明區域全境被納入新西班牙總督轄區，成為西班牙殖民帝國的一部分[108]。

瑪雅文化的延續

參見：瑪雅人

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動令瑪雅文明的大部分文化特徵都蕩然無存，但許多位於偏遠地區瑪雅村落難以得到西班牙殖民當局的有效管轄，當地的瑪雅社群和核心家庭仍然維持着傳統的日常生活，從而延續着瑪雅文化的壽命[109]。雖然鐵製工具得到應用，農業生產的方式有所變化，但是中部美洲以粟米和豆類為主的基礎飲食結構在當地仍然延續着；編織、製陶和編籃工藝等傳統手工藝也並未失傳；當地的集市和以本地產品為主的貿易活動在西班牙征服之後的很長時間繼續存在。為了獲取一些瑪雅傳統的陶器和棉織品作為貢品，殖民當局也會偶爾對這種傳統經濟加以鼓勵，不過被作為貢品的瑪雅手工藝品一般是以歐洲標準製作的。在語言領域，儘管來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傳教士作出過巨大努力，瑪雅人傳統的語言結構並未發生太大的變化，瑪雅人的傳統信仰同樣得到延續[110]。直到現代，危地馬拉和恰帕斯地區的一些瑪雅族群也仍然在使用着傳統的260日的典禮曆法卓爾金歷[111]。在瑪雅文明的故地，仍然生活着數百萬瑪雅語使用者[112]。

後世研究

英國建築師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英語：Frederick Catherwood）所繪的烏斯馬爾廟宇

針對瑪雅文化的研究記錄工作最初是西班牙傳教士等天主教會人士做出的，他們對瑪雅人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詳細記錄，目的是更有效地傳播福音並同化瑪雅人[113]。在這之後，西班牙牧師和殖民地官員以書面形式記錄了一些尤卡坦和中美洲瑪雅遺蹟的情況[114]。16世紀教士迭戈·德蘭達以燒毀諸多瑪雅書籍而留下惡名，他的著作中記錄了許多瑪雅文化的細節，包括宗教信仰、習俗、曆法、文字和口頭歷史等[115]。隨後，又有一些西班牙教士和殖民地官員對於尤卡坦和中美洲地峽地區的瑪雅遺址進行了記錄。他們很明顯地意識到了瑪雅遺址和當地瑪雅遺民的密切聯繫[114]。

1839年，美國探險家兼作家約翰·洛伊德·史蒂文斯和英國建築師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英語：Frederick Catherwood）一同考察了多個瑪雅古遺址[116]，並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公佈其調查結果，這引起當時大眾的廣泛興趣，重新將瑪雅文明帶回到公眾視野當中[113]。史蒂文斯的調查成為19世紀歐洲人重新審視瑪雅文明的開端，此後的19世紀後半葉，西方學者開始試圖重新探尋瑪雅人的歷史記載，而對於瑪雅象形文字的解密工作也走出了第一步[117]。

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針對瑪雅文明的現代考古學研究終於誕生，阿爾弗雷德·莫茲利（英語：Alfred Maudslay）和特奧貝托·馬勒（英語：Teoberto Maler）等考古學家有着詳盡的研究[118]。獻祭者祭壇遺址（英語：Altar de Sacrificios）、科巴、塞巴爾、蒂卡爾等遺址得到了清理和記載[119]。到20世紀早期，美國皮博迪博物館（英語：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開始贊助針對科潘和尤卡坦半島地區的考古工程[119]。在20世紀的前二十年，對於瑪雅曆法的研究，以及關於瑪雅神話和宗教概念的研究和釐清工作都有所進展[120]。美國考古學家西爾韋納斯·莫利記錄了已知的瑪雅碑文，甚至試圖復原已經損毀的紀念碑的碑文[121]。卡內基科學研究所贊助了在科潘、奇琴伊察、瓦沙克通（英語：Uaxactun）的考古調查，奠定了現代瑪雅學的基礎[122]。自20世紀30年代起，針對瑪雅遺址的考古工作大量增多，現代考古學界開啟了針對瑪雅文明的大規模研究，瑪雅學學科逐漸成熟[123]。

1892年，特奧貝托·馬勒（英語：Teoberto Maler）攝下的奇琴伊察卡斯提略金字塔

到20世紀晚期，瑪雅文字的解讀工作取得較多進展。海因里希·柏林、塔季揚娜·普洛斯庫里亞科娃（英語：Tatiana Proskouriakoff）、尤里·克諾羅索夫是當時瑪雅文字研究領域的先驅[124]。瑪雅文字的解讀工作自20世紀50年代取得突破起進展很快。在20世紀60年代，著名瑪雅學家J·埃里克·S·湯普森（英語：J. Eric S. Thompson）曾提出，瑪雅遺蹟所代表的城市只不過是空洞的宗教崇拜中心，瑪雅人散佈在廣大的叢林當中，由一群並不善戰的祭司兼天文學者施行集體統治[125]。但是隨着文字破譯工作的進展，瑪雅文字所記載的古典時代瑪雅君主的好戰事跡重新為世人所知，湯普森的言論不攻自破[126]。

在許多地點，瑪雅遺址都被密佈的叢林完全掩蓋着，為了找尋這些被綠色雨林淹沒的遺址，研究者動用了衛星影像技術，並通過近紅外光譜（英語：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加以考察。由於瑪雅遺址好用石灰石建造建築，這些石灰石在變質的過程中影響了當地的土壤，因此當地的喜濕植物極為稀少[127]。近年來對於瑪雅定居點遺址的詳盡調查發現了大規模人口存在的證據，也令先前的城市空洞說失去支持[128]。2018年，考古學家利用革命性的光學雷達技術，在危地馬拉貝登地區瑪雅生物圈保護區（英語：Maya Biosphere Reserve）大約2,100平方公里範圍的土地應用了這項技術，發現了六萬多座先前從未被發現的建築。依此，考古學家認為，這一結果表明在古典期末期，也就是650年至800年之間，有700萬至1100萬瑪雅人居住在貝登盆地。光學雷達技術以數字方法移除雨林植物的遮蓋，以探查瑪雅遺蹟。考古學家藉此發現，蒂卡爾的規模比此前測算的還要大。光學雷達技術還揭露了遺址的房屋、宮殿、高架路和防禦工事。考古學家斯蒂芬·休斯敦直言這是「瑪雅考古學150年來最偉大的進展」[129][130]。

2020年，人類學家查爾斯·戈登（Charles Golden）和生物考古學家安德魯·舍雷爾（Andrew Scherer）在墨西哥恰帕斯一位農民的後院內發現了薩克齊遺址（英語：Plan de Ayutla (Maya site)）的中心城區遺蹟，現在被命名為拉坎哈-采塔爾（Lacanja Tzeltal）[131][132]。遺址許多建築物皆用於宗教儀式，團隊還發現了當時住民進行宗教儀式的紀念碑廣場遺蹟[133][134]。

註腳

  1. ^ Estrada-Belli 2011, pp. 1, 3.
  2.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98. Estrada-Belli 2011, p. 38.
  3. ^ Estrada-Belli 2011, p. 1.
  4. ^ Demarest 2004, p. 17.
  5. ^ 5.0 5.1 Estrada-Belli 2011, p. 3.
  6.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98.
  7. ^ Masson 2012, p. 18238. Pugh and Cecil 2012, p. 315.
  8. ^ Schieber de Lavarreda and Orrego Corzo 2010, p. 1.
  9. ^ Estrada-Belli 2011, p. 28.
  10. ^ Hammond et al. 1976, pp. 579–81.
  11. ^ Drew 1999, p. 6.
  12. ^ Coe 1999, p. 47.
  13. ^ 13.0 13.1 Olmedo Vera 1997, p. 26.
  14. ^ 14.0 14.1 14.2 Martin and Grube 2000, p.8.
  15. ^ 15.0 15.1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14.
  16.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76.
  17.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182, 197.
  18. ^ Saturno, Stuart and Beltrán 2006, pp. 1281–1283.
  19. ^ 19.0 19.1 Olmedo Vera 1997, p. 28.
  20. ^ Hansen et al. 2006, p.740.
  21.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p. 25–26.
  22. ^ Love 2007, pp. 293, 297. Popenoe de Hatch and Schieber de Lavarreda 2001, p. 991.
  23.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32.
  24. ^ Popenoe de Hatch and Schieber de Lavarreda 2001, p. 991.
  25. ^ Orrego Corzo and Schieber de Lavarreda 2001, p. 788.
  26.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36.
  27.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75.
  28. ^ Schele and Mathews 1999, pp. 179, 182–83.
  29. ^ 29.0 29.1 Coe 1999, p. 81.
  30.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 21.
  31. ^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pp. 143–149.
  32. ^ 32.0 32.1 32.2 Martin and Grube 2000, p. 9.
  33. ^ Demarest 2004, p. 218. Estrada-Belli 2011, pp. 123–26.
  34.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322. Martin and Grube 2000, p. 29.
  35. ^ 35.0 35.1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324.
  36.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 30.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322, 324.
  37.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1.
  38. ^ 38.0 38.1 38.2 Olmedo Vera 1997, p.36.
  39. ^ Foster 2002, p. 133.
  40. ^ Demarest 2004, pp. 224–26.
  41.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383, 387.
  42.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383.
  43. ^ Salisbury, Koumenalis & Barbara Moffett 2002. Martin & Grube 2000, p. 108. Sharer & Traxler 2006, p.387.
  44.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p. 54–55.
  45.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p. 192–93.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342.
  46.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p. 200, 203.
  47.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p. 203, 205.
  48. ^ Miller 1999, pp. 134–35. Looper 2003, p. 76.
  49. ^ Looper 1999, pp. 81, 271.
  50. ^ Demarest 2004, p. 75.
  51.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554.
  52.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19.
  53. ^ 53.0 53.1 Martin and Grube 2000, p.21.
  54. ^ Carmack 2003, p. 76.
  55. ^ Carmack 2003, pp. 76–77.
  56. ^ Demarest 2004, p. 89.
  57. ^ Miller 1999, p. 9.
  58. ^ Demarest 2004, pp. 89–90.
  59.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235. Miller 1999, p. 9.
  60. ^ Stuart 1996, p. 149.
  61. ^ Miller 1999, pp. 78, 80.
  62. ^ Stuart 1996, p. 154.
  63. ^ Borowicz 2003, p. 217.
  64. ^ Demarest 2004, p. 163.
  65. ^ Demarest 2004, p. 148.
  66. ^ Demarest 2004, p. 149.
  67. ^ Coe 1999, pp. 151–55.
  68. ^ Becker 2004, p. 134.
  69. ^ Beeland 2007.
  70. ^ Demarest 2004, p. 246.
  71. ^ Demarest 2004, p. 248.
  72. ^ Martin and Grube 2000, p. 226.
  73. ^ 73.0 73.1 73.2 Masson 2012, p. 18237.
  74. ^ Coe 1999, p. 152.
  75. ^ Foster 2002, p. 60.
  76. ^ Sharer 2000, p. 490.
  77.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499–500.
  78.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613, 616.
  79. ^ Foias 2014, p. 15.
  80.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559.
  81. ^ 81.0 81.1 Masson 2012, p. 18238.
  82. ^ 82.0 82.1 Arroyo 2001, p. 38.
  83. ^ 83.0 83.1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618.
  84. ^ Foias 2014, p. 17.
  85. ^ Foias 2014, pp. 100–02.
  86. ^ Masson and Peraza Lope 2014.
  87. ^ Andrews 1984, p. 589.
  88. ^ Caso Barrera 2002, p. 17.
  89. ^ Andrews 1984, pp. 589, 591.
  90. ^ Estrada-Belli 2011, p. 52. Rice and Rice 2009, p. 17. Feldman 2000, p. xxi.
  91. ^ 91.0 91.1 Jones 2000, p. 353.
  92. ^ Rice and Rice 2009, p. 10. Rice 2009, p. 17.
  93. ^ Cecil, Rice and Rice 1999, p. 788.
  94. ^ Rice 2009, p. 17. Feldman 2000, p. xxi.
  95.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717.
  96. ^ Restall and Asselbergs 2007, p. 5.
  97. ^ Restall and Asselbergs 2007, p. 6.
  98. ^ Lovell 2000, p. 398.
  99. ^ Lenkersdorf 2004, p. 78.
  100.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759–60.
  101.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763.
  102.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764–65. Recinos 1986, pp. 68, 74.
  103. ^ Schele and Mathews 1999, p. 297. Guillemín 1965, p. 9.
  104. ^ Schele and Mathews 1999, p. 298.
  105. ^ Recinos 1986, p. 110. del Águila Flores 2007, p. 38.
  106.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766–72.
  107.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p. 772–73.
  108. ^ Jones 1998, p. xix.
  109.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9.
  110.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10.
  111. ^ Zorich 2012, p. 29. Thompson 1932, p. 449.
  112. ^ Sharer and Traxler 2006, p. 11.
  113. ^ 113.0 113.1 Demarest 2004, p. 31.
  114. ^ 114.0 114.1 Demarest 2004, pp. 32–33.
  115. ^ Demarest 2004, p. 32.
  116. ^ Koch 2013, pp. 1, 105.
  117. ^ Demarest 2004, pp. 33–34.
  118. ^ Demarest 2004, pp. 37–38.
  119. ^ 119.0 119.1 Demarest 2004, p. 38.
  120. ^ Demarest 2004, p. 39.
  121. ^ Demarest 2004, pp. 39–40.
  122. ^ Demarest 2004, p. 41.
  123. ^ Demarest 2004, p. 42.
  124. ^ Demarest 2004, p. 45.
  125. ^ Demarest 2004, p. 44.
  126. ^ Foster 2002, p. 8.
  127. ^ NASA Earth Observatory.
  128. ^ Demarest 2004, pp. 49–51.
  129. ^ Sprawling Maya network discovered under Guatemala jungle. BBC NEWS.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04）. 
  130. ^ This Ancient Civilization Was Twice As Big As Medieval England.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2018-02-01 [2019-09-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9-24） （英語）. 
  131. ^ Archaeologists discover lost capital of ancient Maya Kingdom. HeritageDaily - Archaeology News. 2020-03-12 [2020-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7） （美國英語）. 
  132. ^ Kettley, Sebastian. Archaeology breakthrough: Ancient Maya kingdom discovered in... a rancher's backyard. Express.co.uk. 2020-03-13 [2020-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15） （英語）. 
  133. ^ Ancient Maya kingdom unearthed in a backyard in Mexico. phys.org. 2020-03-12 [2020-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15） （美國英語）. 
  134. ^ ancient-origins. Long Lost Maya Kingdom Unearthed On Mexican Cattle Ranch. www.ancient-origins.net. [2020-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15） （英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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