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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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俄羅斯帝國莫斯科 | 1821年11月11日
逝世 | 1881年2月9日 俄羅斯帝國聖彼得堡 | (59歲)
職業 | 小說家 |
體裁 | 小說 |
代表作 | 《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白痴》、《窮人》 |
受影響於 | 尼古拉·果戈里、亞歷山大·普希金、維克多·雨果、查爾斯·狄更斯、尼古拉·費奧多羅夫、喬治·桑、米格爾·德·塞萬提斯、威廉·莎士比亞 |
施影響於 | 馬塞爾·普魯斯特、阿爾貝·加繆、弗蘭茲·卡夫卡、尼采、三島由紀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讓-保羅·薩特、魯迅、黑澤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 |
簽名 |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語: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羅馬化:Fyodor Mikhaylovich Dostoyevskiy[註 1],發音:[ˈfʲɵdər mʲɪˈxajləvʲɪdʑ dəstɐˈjefskʲɪj] (ⓘ);1821年11月11日 [儒略曆10月30日] —1881年2月9日 [儒略曆1月28日]),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歲左右開始寫作,第一本長篇小說《窮人》在1846年出版,當時25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有《罪與罰》(1866年)、《白痴》(1869年)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寫了11本長篇小說、3篇中篇小說及17篇短篇小說,其文學風格對20世紀的世界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81年2月9日因血管破裂不治身亡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描繪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卻都有着不同常人想法的角色,這使得他得以19世紀暗潮洶湧的俄國社會中小人物的心理。部分學者認為他是存在主義的奠基人,如美國哲學家瓦爾特·阿諾德·考夫曼就曾認為《地屋手記》是第一本存在主義的書[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21年在莫斯科出生,早年時透過童話故事及傳說開始接觸文學,也有涉獵俄羅斯及其他國家作者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親在1837年時過世,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才15歲,同年他離開家,進入尼古拉耶夫軍事工程學院就讀。畢業後擔任工程師,靠翻譯書賺取額外的收入,短暫的享受奢華的生活。他在1846年發表了第一本小說《窮人》,讓他可以進入聖彼得堡的文學圈中。1849年時因為參與的文學團體討論一本批評沙皇,後來被禁的書而被捕,判處死判,但在行刑前的最後一刻被減刑。他在西伯利亞監獄中過了四年,之後是六年的流亡義務兵役。這次經歷對他的靈魂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擔任記者,有出版及編輯一些雜誌,後來編輯他的作品集《作家日記》,他也開始到西歐旅遊,並且有賭博成癮的情形,這造成他經濟上的困難。有一段時間他非常需要金錢,不過後來仍成為最廣為人知,作品最多人閱讀過的俄國作家。他的書翻譯超過170種語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許多哲學家及文學家的影響,包括亞歷山大·普希金、尼古拉·果戈里、奧古斯丁、威廉·莎士比亞、查爾斯·狄更斯、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米哈伊爾·萊蒙托夫、維克多·雨果、愛倫·坡、柏拉圖、米格爾·德·塞萬提斯、亞歷山大·赫爾岑、伊曼努爾·康德、維薩里昂·別林斯基、黑格爾、弗里德里希·席勒、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米哈伊爾·巴枯寧、喬治·桑、E·T·A·霍夫曼及亞當·密茨凱維奇。他的作品也影響了許多的文學家(例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及安東·契訶夫)及哲學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及讓-保羅·薩特)。
生平
早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於莫斯科一個貧窮的家庭,在七個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退休軍醫和徹徹底底的酒鬼,工作於莫斯科的馬林斯基窮人醫院。他的父母的家系是源自平斯克地區(今白俄羅斯)的立陶宛裔貴族。父親工作的醫院地處莫斯科的荒郊野嶺,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兒院便是僅有地標式建築。這些景象給年紀尚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窮困者的憐憫深深刺痛着他的心靈。雖然父母不允許,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喜歡去醫院花園走走,看看那些曬太陽的病人,聽他們講故事。
坊間流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對待孩子很粗暴,比如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在他上班回來打盹時輪流替他驅趕蒼蠅,而且必須保持絕對安靜。然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傳記的作家約瑟夫·弗蘭克卻認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的原型並非作者本人的父親。父子間的信件包括他們自己的言論都指向父子間的關係十分不錯。
1837年他母親死於肺結核,他和他弟弟被送入彼得堡尼克拉耶夫斯基軍事工程學校。1839年在圖拉省田產上居住父親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說是因為他醉後對農奴發脾氣,農奴被激怒將他制服,灌入伏特加直至他溺死。也有人認為是自然死亡,而臨近的地主為了把土地輕易拿到手而編了這個故事。或許這個專制的父親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響,以至於他把父親的形象搬到了《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這個「邪惡而感情脆弱的小丑」父親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癲癇,9歲首次發病,之後間或發作伴其一生。《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也是時常發作癲癇。《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癲癇,不得不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為之。
在彼得堡的軍事工程學校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他於之不屑的數學。與此同時,他還涉獵了莎士比亞、帕斯卡爾、維克多·雨果的文學作品。在數學上涉獵頗廣的他考試成績優秀,於1841接受委任。那年,他已完成了兩部浪漫主義劇作,深受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席勒的劇作《瑪麗·斯圖亞特》、《鮑里斯·戈東諾夫》影響,但均失散。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自稱「做夢人」的青年人,卻對席勒的這兩部作品頗有取笑之意。
作家的起點
18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結識尼卡索夫,並在他的鼓勵下開始寫作。1842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命成為中尉,並在一年後從軍事工程學校畢業。1843 年,他將巴爾扎克的小說《歐耶妮·葛郎台》譯成俄文,可惜並沒有人因此而關注他。於是在 1844 年他退伍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自己的專職寫作生涯,並在一年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書信體短篇小說《窮人》。《窮人》連載於期刊《當代人》上,廣獲好評。據說雜誌主編尼卡索夫在讀完小說後興奮地衝進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的辦公室,大叫:「又一個果戈理出現了!」。別林斯基看過後流淚擁抱陀思妥耶夫斯基,稱其為「俄羅斯文學的天才」。1846 年 1 月《窮人》發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 24 歲時成為了文學界的名人。但是不久之後,由於文學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卡索夫、別林斯基決裂。
轉折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對空想社會主義感興趣,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革命活動。同年果戈理發表《與友人書信選》,別林斯基撰寫《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對其觀點給予駁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別林斯基這篇文章,並尋找到手抄本在小組上朗讀。1849年4月23日他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並於11月16日被判處死刑。在1849年12月22日行刑[2]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3]。1850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送至西伯利亞鄂木斯克軍事監獄,開始了四年的漫長苦役生涯。在西伯利亞他的思想發生了巨變,同時癲癇症發作的也愈發頻繁。他將服苦役期間的感受和見聞記在了《西伯利亞筆記》中,裡面的很多素材被寫進了《死屋手記》和其他作品中。1854年他被釋放,但是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服役。1857年,他恢復了貴族身份,並於1858年升為少尉,從此可以有自己的時間來思考與寫作。從假處決事件到西伯利亞服刑這十年時間是他人生主要的轉折,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也正是在西伯利亞,他遇到了今後的妻子——瑪麗亞·伊薩耶娃(Maria Dmitriyevna Isaeva)。
後期創作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聖彼得堡,次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後期的過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對社會苦難人民的描寫,又帶有後期的宗教與哲學探討。這段時間他文學上有所進展,但生活卻連遭打擊。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長相繼逝世,他還需要照顧兄長的家人,這使得他瀕臨破產。他希望通過賭博來還清債務,卻欠下更多債,整個人陷入消沉之中。
為了躲避債主,他被迫到歐洲避債。出版商捷爾洛夫斯基答應給他預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內寫一部長篇小說,否則陀氏所有著作的版權都將歸這名出版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正在寫《罪與罰》,沒有時間再寫一部,但是出於生計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與罰》出版,而另一部長篇離交稿一個月,還沒有寫。在朋友介紹下,他認識了速記學校的高材生安娜·斯尼特金娜,兩人高效率的工作,一個月內完成了《賭徒》,於1867年出版。同年兩人結婚,在安娜的鼓勵與幫助下,他的生活才開始安定下來。1868年他完成了《白痴》。1872年完成了《群魔》(或譯《鬼》)。1873年開始他創辦「作家日記」期刊,很受歡迎。1880年他發表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他後期最重要的作品。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
去世
1881年1月25日,沙皇的秘密警察在搜尋即將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恐怖組織民意黨成員時,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隔壁鄰居的公寓裡執行了搜查令。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現了肺出血。安娜否認這是搜查造成的,她說,出血發生在她丈夫尋找一個掉落的筆架之後。[註 2] 又一次出血後,安娜給醫生打了電話。不久之後,又發生了第三次出血。[7][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臨終前看到自己的孩子們時,要求把浪子的寓言讀給他們聽。弗蘭克指出了這一要求的深刻含義:
他希望把這個關於放蕩、悔改和寬恕的比喻,作為最後的遺產,留給他的子女,這可以被視為他對自己生命意義和工作信息的最終理解。[9]
1881年2月7日下午4點、他在創作過程中幾次吐血後昏迷。經主治醫生診斷為肺氣腫。2天後的上午11點,病情再度惡化,喉部出血。體力極度衰弱的緣故,其孩子們都被叫到了醫院。同日下午7點,再次出現了新的出血部分,開始深度昏迷。2月9日晚上8時38分永逝。彌留之際,其妻子為他朗誦聖經。3天後的2月12日上午11點,將其棺材搬到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當天出殯人數達到3萬。2月14日上午10點,舉行了葬禮。當天下午4點,棺材入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引用了馬太福音 3:14–15:「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浸,你反到我這裡來麼?耶穌回答說,你暫且容許我吧,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全般的義。」他最後說:「現在聽着—容許我。不要約束我!」[10] 他死的時候,按照俄羅斯的習俗,屍體被放在桌子上。他被安葬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季赫溫公墓,[11] 靠近他最喜歡的詩人,尼古拉·卡拉姆津和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據一位記者說,有10萬多人參加了悼念活動,其他人則稱有4萬至5萬人參加。他的墓碑上刻着《新約》經文:[7][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作品主題和風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表達了對宗教、哲學及心理學的想法。他的作品探索自殺、貧窮及道德等主題。其中和心理學有關的主題有首次出現在《白夜》中的作夢[13],以及首次在《少年》中出現的父子關係[14]。他大部份的作品都呈現當時俄羅斯混亂及複雜的結構[15]。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作品是以現實主義文學及自然主義文學的角度來看社會(例如貧富的差異),早期的作品中也受到很多其他作家的影響,甚至其中有部份被指責是抄襲的[16][17],不過後來個人風格越來越明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獄後在著作中加入宗教性的主題,特別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內容。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哥特小說[18]、浪漫主義[19]及諷刺的成份[20]。
評價
曼紐埃爾·科姆羅夫(Manuel Komroff)將陀氏的思想主題概括為:人類心靈秘密的揭示、革命、俄羅斯、以及宗教。心靈的揭示指的是他小說中對人類心理活動的深刻描繪,革命指的是他對俄羅斯革命者的批判態度,俄羅斯指的是陀氏深愛的自己的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宗教是指他虔誠信仰的東正教。[21]
蘇聯建立後,他的著作一直沒有出版,直到蘇共二十大之後才逐漸由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集。蘇共曾批評他的著作有「對統治階級的傾向性」[21]
屠格涅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品頗有微詞,曾稱他為自己見過的基督徒中最邪惡的一個,他的妻子安娜則持與前者完全相反的觀點。[21]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汪介之認為:「屠格涅夫以詩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以詩意的筆調展現美好。托爾斯泰具有思想家的靈性,能洞悉社會的全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發掘,逼視着人性的陰暗面。他沉鬱的風格,與他的經歷和精神狀態密切相關。」[22]
蘇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高爾基說過:「就表現力來說,他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亞可以同他媲美。」[3]但他的頹廢又讓托爾斯泰嘆息「不能奉為後世楷模」。哈羅德·布魯姆寫《西方正典》,在俄國文學中只選了托爾斯泰,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總有一股邪氣,他本人又是每賭必輸的賭徒。魯迅稱他是「人類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到後來,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23]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發掘,以近乎殘酷的方式,不斷拷問着自己的靈魂。於是在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聖經》約翰福音12章24節的經文題詞:「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關於他的傳記和研究作品很多,包括:
- 《三大師》——斯蒂芬·茨威格
- 《彼得堡的大師》——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所著的傳記小說
-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佛洛伊德
-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格羅斯曼
代表作品
- 《窮人》(1846年)
-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1861年)
- 《死屋手記》(1862年)
- 《地下室手記》(1864年)
- 《賭徒》(1866年)
- 《罪與罰》(1866年)
- 《白痴》(1868年)
- 《群魔》(1872年)
- 《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年)
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了20世紀很多作家、電影導演,包括福克納、加繆、卡夫卡、黑澤明等,但是也有人對他不屑一顧,比如納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和D·H·勞倫斯。他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頭」[24]。
注釋
參考文獻
引用
- ^ Kaufmann(1956年),第52頁
- ^ Zur Scheinhinrichtung siehe den Bericht des Mitgefangenen Dmitri Dmitrowitsch Ascharumow, Memoiren, Nord und Süd: pp. 70, 361 (德文)
Siehe dazu auch Brief # 88 Dostojewskis an seinen Bruder Michail vom 22. Dezember 1849: Dostojewski. Gesammelte Briefe 1833–1881, München: Piper (德文) - ^ 3.0 3.1 黃友玲. 曠野藝文∕罪與罰. 曠野雜誌. 2011-11-12, 174 [2014-01-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2).
- ^ Sekirin(1997年),第309–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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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遠逝的光華——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文學》
- ^ 《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将搬上中国舞台. 新華網. 2013-11-14 [2014-01-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03).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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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Joseph. Dostoevsky: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1871–188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2]. ISBN 978-0-691-11569-6.
- Frank, Joseph. 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691-12819-1.
- Kaufmann, Walter.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 Kjetsaa, Geir. Fyodor Dostoyevsky: A Writer's Life. Fawcett Columbine. 1989 [2021-08-17]. ISBN 978-0-449-90334-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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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irin, Peter (編). The Dostoevsky Archive: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Novelist from Contemporaries' Memoirs and Rare Periodicals, Mo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a Detailed Lifetime Chronology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McFarland. 1997. ISBN 978-0-7864-0264-9.
- Terras, Victor. Reading Dostoevsk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 ISBN 978-0-299-16054-8.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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