隼号巡洋舰
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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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 | |
船名 | 隼号 |
舰名出处 | 隼号通报舰(隼) |
建造方 | 基尔帝国船厂 |
铺设龙骨 | 1890年1月 |
下水日期 | 1891年4月4日 |
入役日期 | 1891年9月14日 |
结局 | 1913年拆解报废 |
技术数据 | |
船级 | 𫛭级 |
船型 | 四等巡洋舰(小巡洋舰) |
排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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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 | 82.6米 |
型宽 | 12.5米 |
吃水 | 4.45米 |
动力输出 | 2,800 PS(2,800 ihp) |
动力来源 | 双轴,两台三胀蒸汽机 |
船速 | 15.5节 |
续航力 | 2990海里以9节 |
乘员 | 9名军官、152名水兵 |
武器装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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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号(德语:SMS Falke[注 1])是德意志帝国海军建造的一艘四等巡洋舰[注 2],为六艘𫛭级巡洋舰的二号舰。该舰自1890年开始铺设龙骨,1891年4月下水,至同年9月交付使用。隼号是专为执行海外任务而设计,装备有八门105毫米口径的主炮,航速可达15.5节(28.7千米每小时)。
隼号的大部分服役生涯都在海外度过,曾分别在东亚、中太平洋和美洲执行任务。它协助镇压了1893年的萨摩亚叛乱,却于1899年在当地的起义中遭到破坏。1901年,该舰调任美洲基地,并于次年经历了1902-03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期间它曾帮助实施了英德联军对委内瑞拉海岸的封锁。1907年,隼号被召回德国。它于1912年底正式从海军名录中除籍,随后拆解报废。
设计
随着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扩张,帝国海军有必要将军舰常驻在海外殖民地,以保护德国公民在当地的权益。由于船员宿营空间的局促和低适航性,既有的炮舰并非合适的舰种。它们的武器装备也被视为过于薄弱。相反,所需船具应具有较大的排水量并通过轮机驱动,以使它们能够监控大片海域。这类舰只还应继续配备适当的风帆索具,以便在长途航行中节省煤炭。这些要求在1886-1887财年获得拨款的两艘燕子级巡洋舰得到落实,它们为更大的𫛭级奠定了基础。[3][1]
隼号的舰体采用横向钢框架构造,并有一直延伸至上甲板的黄松外板,表面再覆裹一层蒙次合金以保护木材免受船蛆的侵害。舰只的水线长和全长分别为79.62米和82.6米,有12.5米的舷宽以及最大5.63米的吃水深度。其标准排水量为1559吨,满载时则可达1868吨。推进装置由两台卧式三缸三胀往复式蒸汽机组成,各负责驱动一副直径为3米的三叶螺旋桨。蒸汽由四台燃煤圆柱形火管锅炉提供,它们通过管道汇入一具单座烟囱。发动机的额定功率为2,800匹公制马力(2,100千瓦特),设计航速15.5节(28.7千米每小时),并能够以9节(17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连续航行2,990海里(5,540千米)。其标准船员编制为9名军官及152名水兵。[4]
该舰的主炮由八门单座安装的105毫米35倍径速射炮组成,共配备800发弹药。它们的射程为10800米。其中两门并排放置在艏楼,四门分居两边舷侧:一对在舷外平台上、一对在炮眼内,最后两门则并排安装在后甲板。副炮则由五门37毫米转膛炮组成,用于防御鱼雷艇。此外,舰只还配备有两具350毫米鱼雷发射管和5枚鱼雷,均安装在甲板上。[4][5]
服役历史
隼号是以“D号四等巡洋舰”(Kreuzer IV. Classe D)作为合同代号,于1890年1月在基尔的帝国船厂开建。它于1891年4月4日下水;在下水仪式上,由海因里希亲王发表演说,其妻子伊雷妮亲王妃则主持为舰只命名。舾装工作完成后,隼号于同年9月14日投入运作以进行海试。然而在海试期间,该舰在驶离博恩霍尔姆岛时不慎搁浅,需要由其他船只拉出。它于10月31日在基尔暂时退役。[6][7]至1892年8月14日,隼号重新入役,以参加从当月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的年度舰队训练演习。它与岸防舰齐格弗里德号一同被编入第三支舰队。[7][8]
部署至西非
演习结束后,隼号于10月16日离开基尔,被部署至德国在西非的殖民地,以替换炮舰苍鹰号。抵达西非后,隼号即前往刚刚爆发第二次法达战争的达荷美。12月,其舰长试图通过谈判寻求释放被达荷美士兵关押的两名德国商人,但未能成功。12月31日,隼号回到德属喀麦隆的主要港口杜阿拉,与第二艘驻地舰鬣狗号会合。[7]
这一时期,德属西南非洲的边界已经通过与葡萄牙(1886年)和英国(1890年)签订条约得到解决,但海岸线尚未进行详细勘测。隼号的任务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港口来连接首都温得和克。它于1893年1月23日离开罗安达,四天后抵达十字角。该舰对该地区进行了彻底的考察,并发现一座葡萄牙人留下的发现碑。它是由葡萄牙探险家迪奥戈·康于15世纪末所立。隼号的船员将其移走以防进一步被风化,并在原地放置了一个木制十字架来标记位置。船员们从3月14日到16日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隼号驶回喀麦隆,沿途在几个港口停留,于4月29日抵达杜阿拉。在那里,石碑被卸下来,随后由10月29日从杜阿拉出发的北德劳埃德轮船斯德丁号运回柏林保存。两年后,即1895年,发现碑的一座花岗岩复制品由雀鹰号巡洋舰带回原址安置。[7][9]
与此同时,隼号已于5月27日被派往利比里亚,以应对该国的动乱。它于6月9日抵达蒙罗维亚,并将利比里亚总统约瑟夫·詹姆斯·奇斯曼临时接到舰上,以保护他免受叛乱分子的袭击。隼号于7月22日返回杜阿拉。随后,它被派往南非开普敦接受计划自11月30日开始的大修,但德属西南非洲的科伊科伊人叛乱迫使工作推迟;12月5日,该舰在殖民地加入了镇压叛军的行动。事实证明其出现是不必要的,因此它在当月晚些时候被重新发往开普敦。抵埗后,海军参谋本部又决定将隼号转移至德属几内亚的殖民地。该舰遂于12月23日出发,经悉尼前往墨尔本。[10]
部署至太平洋
当1894年2月8日抵达墨尔本后,隼号得以与其姊妹舰𫛭号和炮舰海鸥号会合,它们同属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驻地舰。在三艘舰进行联合炮术训练后,隼号继续前往加罗林群岛的阿皮亚,至4月16日抵达。德属萨摩亚成为该舰未来五年的主要警备区域。隼号在萨摩亚停留至10月初,然后回到悉尼进行维修工作和轮换船员。当时,悉尼拥有唯一一个具备大修设施的船厂,这意味着德国人要依靠这个澳大利亚港口来维持其军舰的运转。1895年3月至7月,该舰在悉尼接受了一次漫长的大修。从7月29日至11月10日,隼号则再次驻扎至萨摩亚。在此期间,它对乌波卢主岛以北的港口萨卢阿进行了精确勘测。11月10日,该舰展开驻地巡航,首先停靠马绍尔群岛,继而在12月下旬到访威廉皇帝领之后,于1896年1月抵达马图皮港与海鸥号会合。巡游于当月底在悉尼结束,隼号从2月4日至4月4日进行了大修并再度轮换船员。[11]
自1896年4月15日起,隼号重新驻扎在阿皮亚。8月底,该舰驶往新西兰的奥克兰,在那里与𫛭号和海鸥号会合。马绍尔群岛发生叛乱的威胁迫使隼号于11月初再次前往当地。随后它再次展开驻地巡航,至1897年2月18日在悉尼结束。该舰于4月23日从悉尼启程,并在经停奥克兰和汤加后,于5月16日返抵阿皮亚。6月24日,隼号重回悉尼接载新任舰长、海军少校约翰内斯·瓦尔曼。接下来的一个月,包括殖民地总督库尔特·冯·哈根在内的3名德国人在威廉皇帝领遇害。隼号于8月奉命前往德属新几内亚的斯特凡斯奥特缉捕凶手,并炮击多座村庄,对当地居民造成了至今难以磨灭的伤害。[12]随后,因海鸥号的勘测队在柏林港附近遭到伏击,隼号遂将一支警察部队从首都赫尔贝茨赫厄带到当地,并从本舰船员中抽调一支登陆部队共同上岸对肇事者采取行动。结果,巡洋舰只得不断穿梭于保护领各地进行干预,以防止当地居民发生骚乱以及德国人遇害。11月10日,隼号回到阿皮亚,但仅两天后又离开,经奥克兰前往悉尼。[11]
在悉尼进行维修及轮换船员后,隼号于1898年4月25日启程,再度展开驻地巡航之旅,并抵达了当时仍属西班牙的加罗林群岛。8月底,该舰返回悉尼,迎接新舰长、海军少校维克托·舍恩菲尔德于9月1日正式就任。一个月后,隼号离开澳大利亚,并在经停新赫布里底群岛、汤加和斐济后,于10月15日抵达阿皮亚。由于此时萨摩亚继承危机引发的冲突正在升级,德国军舰到场的震慑力对德国而言非常重要。𫛭号于11月15日返国后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因为隼号将成为未来数月在该地区唯一的德国军舰。[13]1899年3月,受德国人支持的酋长马塔阿法·尤瑟福煽动了岛上的暴乱,促使美国巡洋舰费城号、英国护卫舰保皇者号和鱼雷巡洋舰鼠海豚号炮击叛军阵地。然而,他们的火力并不精准,有几发炮弹甚至击中了隼号。[14]舍恩菲尔德少校阻止其船员升级局势,以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外交危机。最终,第二次萨摩亚内战通过签订《萨摩亚条约》得到解决,其中萨摩亚主岛分裂为德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而英国则在其他地方得到了让步。[15]
到6月,战斗结束,局势平静下来。隼号的姊妹舰鸬鹚号此时抵达阿皮亚以接替它。隼号于7月1日启程返回德国,在沿途分别经停悉尼、巴达维亚、科伦坡、马埃岛和里斯本之后,于10月14日抵达汉堡。其船员进行了一次登陆演习,以展示他们在国外服役期间的操练成果。德皇威廉二世到场向舍恩菲尔德致意,并赞扬他巧妙和冷静地处理了萨摩亚危机。10月27日,隼号驶往但泽,于11月3日在当地退役。但泽帝国船厂对其进行了漫长的检修和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将烟囱延长约2.5米。[15]
部署至美洲
1901年10月2日,重新投入运作的隼号被再度部署至海外,这一次是去往美洲。由于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的局势动荡,为保护在当地的德国人,它受命驰援已驻扎在东美洲基地的大巡洋舰菲内塔号。三天后,隼号从诺伊法瓦泽出发,横渡大西洋,于11月14日抵达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该舰穿梭于该地区的多个港口,然后与训练舰毛奇号、施泰因号和小巡洋舰瞪羚号会合。1902年3月,隼号抵达特立尼达岛。它奉命由此沿亚马孙河上游前往圣伊格纳西奥,从而进入秘鲁领土。但当该舰经帕拉河进入亚马孙河,于3月23日来到本国商船经常停靠的港口马瑙斯之后,其航行便因缺乏准确的地图和熟路的引水人而变得困难,直到4月16日才抵达圣伊格纳西奥。至此,这条已经高出海平面114米的河流距离太平洋海岸仅余400海里(740千米);隼号则已连续航行了约5,200海里(9,600千米),燃煤不足使它无法继续前进。为此,它于4月30日回到亚马孙河口,转往西班牙港。[15]
5月初,马提尼克岛的培雷火山爆发,隼号遂带着食品和医疗用品前往法兰西堡,为受灾民众提供协助。[16] 随后,在菲内塔号舰长、海军上校奥斯卡·施蒂格的命令下,巡洋舰继续驶向委内瑞拉城市卡鲁帕诺,以保护德国公民免受可能发生的战斗:自1901年12月起,便有考迪罗不断发动反对总统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的起义。从1902年5月20日至6月3日,隼号在拉瓜伊拉和卡鲁帕诺附近停留,将这两座城市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疏散到圣托马斯岛。[17]之后,该舰来到夏洛特阿马利亚,这是德国设在加勒比海的军舰补给基地。夏季期间,隼号又分别造访了卡贝略港、卡鲁帕诺、拉瓜伊拉和库拉索的威廉斯塔德。9月30日,它被派往海地的太子港,因该国也爆发了革命,必须保护当地的德国公民。在此期间,为了守卫驻戈纳伊夫的德国公使馆,该舰也不时派遣登陆部队上岸,并驻扎在海地附近直至10月底。[18]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局势已经恶化,各列强的军舰不得不留在当地以保护在该国的外国公民。12月中旬,隼号在驶离威廉斯塔德时搁浅,只能在训练舰施托施号的帮助下重新浮起。尽管如此,该舰在事故中并未受损。12月16日,德国海军正式成立东美巡洋支舰队(Ostamerikanische Kreuzerdivision),由菲内塔号担任旗舰。此后,隼号致力于从事1902-1903年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的行动。[18]由于委内瑞拉自卡斯特罗上台以来仅少量偿还外债并最终完全停止,受此影响的主要国家——英国、荷兰和德国便展开联合作战,试图迫使委内瑞拉政府作出赔偿。[19]危机始于12月13日一艘英国商船被委内瑞拉军队扣留并登船逮捕其船员;作为回应,英国军队炮击了卡贝略港的防御工事,并纠集德国支舰队协助他们惩罚委内瑞拉人。隼号和瞪羚号的任务是与英国分舰队合作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直到1903年2月21日,当各方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后,封锁才结束。[20]
封锁结束一周后,隼号于1903年2月28日离开委内瑞拉,前往位于英国海外领土百慕大爱尔兰岛、隶属英国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舰队的皇家海军船厂,并从3月8日至5月13日在当地停留。[18]从1903年10月到1905年11月,海军少校保罗·贝恩克曾担任该舰舰长。[21]1904年1月,隼号随东美支舰队余部一起到访了美国的新奥尔良,当时的成员包括菲内塔号、瞪羚号和炮舰豹号。[22]从5月26日至6月16日,该舰又在纽波特纽斯停留,并接到了前往南美巡航的命令。隼号自7月17日开始陆续访问了巴西的九个港口,继而于9月23日抵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当地停留了四周后,它首先在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进行了数次航行,然后前往阿根廷的其他港口。11月中旬,该舰进一步向南经由麦哲伦海峡绕过合恩角,继而转向北行来到秘鲁南部港口,并最终于12月20日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在此期间,支舰队司令、海军准将路德维希·冯·施罗德认为,应当出访以往没有德国军舰到达过的美国西岸城市。为此,隼号于1905年1月6日离开瓦尔帕莱索,沿着美洲太平洋海岸北行。在途经瓜亚基尔、布埃纳文图拉和几个中美洲国家后,该舰于6月15日抵达旧金山,并在当地停留了三周。7月10日,它继续向北航行,访问了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南部的港口。[18][23]
在返程途中,隼号乘沿着哥伦比亚河航行,游览了加利福尼亚湾。它在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度过了圣诞节和1906年元旦,并在卡亚俄停留。8月初,当巡航至智利海岸期间,该舰被一场强烈的风暴致损。维修工作在塔尔卡瓦诺进行;在此期间,瓦尔帕莱索遭遇了强烈地震。因此隼号将大批食物和医疗用品装载上舰,并在具备出海条件后于8月28日至9月2日期间运到这座城市。随后,该舰于9月18日出席了智利总统佩德罗·蒙特·蒙特的就职典礼,继而返回塔尔卡瓦诺完成余下的修复工作。12月2日至15日,它在蓬塔阿雷纳斯停留。1907年1月,隼号穿越至大西洋,驶抵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在那里,它接到了返回德国的命令。[24]
隼号于1907年1月17日从蒙得维的亚出发,在经停了几个巴西港口后横渡大西洋到达达喀尔,接着前往拉斯帕尔马斯,然后是里斯本。在那里,它受到了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登舰检阅。在海外漂泊了五年半之后,隼号最终于4月15日返抵但泽。该舰于五天后退役,经军方评估确定已不具备继续接受大修的价值。因此,它于1912年10月25日正式从海军名录中除籍,并于次年在但泽帝国船厂拆解报废。[25][26]
注释
脚注
引用
- ^ 1.0 1.1 Sondhaus,第166–167页.
- ^ 日本海人社,第128页.
- ^ Nottelmann,第102–103页.
- ^ 4.0 4.1 Gröner,第97页.
- ^ Lyon,第253页.
- ^ Gröner,第97–98页.
- ^ 7.0 7.1 7.2 7.3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78页.
- ^ Schoeman,第82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78–79页.
- ^ 11.0 11.1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79页.
- ^ Farnbacher,第112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79–80页.
- ^ Beede,第310页.
- ^ 15.0 15.1 15.2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80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80–81页.
- ^ Naval &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Times (36831) (London). 1902-07-28. p. 7.
- ^ 18.0 18.1 18.2 18.3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81页.
- ^ Forbes,第325页.
- ^ Marley,第924–925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77页.
- ^ Witte,第230–231页.
- ^ Bredovskis,第177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81–82页.
- ^ Gröner,第98页.
-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第82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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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dovskis, Eriks. Practicing Empire: Germany’s Colonial Vision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Lahti, Lahti (编). German and United States Colonialism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177–200 [2022-10-13]. ISBN 978-3-030-53206-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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